2013年，某投资者A为入股拟上市的B公司，与B公司执行董事C签署《委托持股协议》，由C代持A的受让股份，协议并对代持股数、购买股份的款项、公司未上市的保底年收益、上市解禁后的股权处置和收益返还等事项作了约定，B公司、该公司股东D、E（两人系本团队客户）均作为C的履约保证人在协议上签名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。

      2015年，B公司被某上市公司T公司以“股份+现金”方式并购。2018年起，A在微信上与C就代持股份、现持有的股票种类和数量、分红情况发生交流。由于C涉及违规使用B公司对外为自己担保借贷以进行炒股，其已涉及高达数亿元的十余起诉讼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持有的数百万股股票亦陆续被查封和进入拍卖。

      2020年，A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C返还代持股票的对应现金价值、2015年被并购时收取的现金对价及其利息、分红，同时要求B公司、D、E共同对C的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。

     经主办律师分析，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保证期间的认定，其次才是合同效力。如认定A的主张已经超出了保证期间，则D、E将完全不承担责任；反之，即便保证合同无效，客户作为保证人也将承担50%到1/3的过错赔偿责任，仍是当事人难以承受之重。

     故而，在2020年A**次起诉中，我方律师指出债权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行权，其对保证人的权利方可得到法律保护，而作为原告的A在并购完成日、协议约定的三年过渡期满、2018年添加C微信等时间节点，均没有及时向D、E主张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，应视为其主张对于D、E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。开庭后约一年，A主动申请撤诉。

     2023年，A更换代理律师再次起诉，请求内容与**次类同，另将上市公司T公司列为共同被告。该次诉讼进行了数次庭审，法院一审判决：C返还其代持股权所转换股票的现金价值和并购时所得对价款，并支付持股期间的分红和违约金等；B公司对于C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赔偿责任；驳回A对D、E的诉讼请求等。

     2024年10月，A对一审判决上诉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，于2025年4月判决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，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     法律设定了保证期间制度，通俗理解上类似于诉讼时效、但又与之不同。如果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，则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。故此，保证期间的起算及结束、该期间内债权人是否曾经向保证人主张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     B公司在2015年被T公司以“股份+现金”方式并购，对于本案保证责任的判断是一个关键节点。如果A同意C代持交割后的T公司股份，则属于重新形成的合同，原保证人除非明确同意继续保证，否则将不再承担保证责任；如果A不同意C代持交割后的T公司股份甚至不同意该交易，则C构成违约，视为债务提前到期。无论何种情况，均*多自交割完成后起算六个月保证期间。如A没有在此期间向D、E明确主张保证责任的证据，则自逾期之日起D、E不再承担责任。